唐代茶政、茶學和茶葉文化的發(fā)展|茶文化
茶葉由不稅到稅，從國用的角度來看，也就是從一種自在的地方經(jīng)濟，正式被認定和提高為一種全國性的社會生產(chǎn)或社會經(jīng)濟。
在唐代以前，我國南方一些地方飲茶、種茶的歷史雖然已很久遠，但是還沒有擺刊過一本茶的著作，也就是說，其時茶還沒有形成為一門獨立的正式學問。至唐代中期以后，應茶業(yè)發(fā)展和社會上對茶的知識的需要，出現(xiàn)了陸羽《茶經(jīng)》等一批茶葉專著，使茶在成為全國性生產(chǎn)和經(jīng)濟的同時，也以獨立的嶄新的一種學科和文化，展示于世，彪炳千古。
茶之有書，是從陸羽著述開始的。陸羽的《茶經(jīng)》，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書，其問世，不但具有把茶提高為獨立的學科這樣劃時代的意義，而且，開創(chuàng)了我國為茶著書立說的先河，千百年來，后人不斷以陸羽《茶經(jīng)》為楷模，續(xù)寫一本本《茶經(jīng)》新篇，使我國傳統(tǒng)茶學不斷得到了發(fā)揚光大。
陸羽嗜茶，精于茶道，其關于茶的著作，除《茶經(jīng)》以外，還有《茶記》三卷、《顧渚山記》二卷和《水品》一本。唐代其他人的茶葉著作，有陸羽摯友皎然的《茶塊》三卷，張又新《煎茶水記》一卷，溫庭筠《采茶錄》一卷，蘇廙《十六湯品》一卷，佚名《茶苑雜錄》一卷，以及裴汶《茶述》、溫從云等《補茶事》、五代時毛文錫《條譜》等共十余種。
唐代的這些茶書．或師《茶經(jīng)》，或從生產(chǎn)和品飲茶葉的不同方面補充《茶經(jīng)》，建立了我國最早的傳統(tǒng)茶學，比較全面、客觀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實際和知識。這些著作，雖然大都已經(jīng)散佚，但留存下來的《茶經(jīng)》等不多的幾種著作中，仍然保留了上古許多珍貴的茶史資料，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葉歷史的重要根據(jù)。
晚唐詩人皮日休在其《茶中雜詠.序》中說：“李疵以前，稱茗飲者，以渾以烹之，與夫瀹蔬而吸者無異也。季疵始為經(jīng)三卷，由是分其源，制其具，教其造，設其器，命其煮，……以為之備矣�！奔词钦f，在陸羽之前，我國對茶文化的源流、制茶方法、茶具設置、烹飲藝術，都不夠重視，飲茶還如同煮菜喝湯一樣；在《茶經(jīng)》面世以后，對茶葉文化、茶葉生產(chǎn)、茶具和品飲藝術，開始重視和日益講究起來。這也就是說，在唐代中期，隨著我國茶業(yè)和茶學的發(fā)展，茶葉文化本身，也有了一個很大發(fā)展。
先以茶具來說，在陸羽《茶經(jīng)》中，現(xiàn)在所說的茶具稱為“茶器”，茶具是在飲茶發(fā)展的一定階段上，才從一般飲具炊器中獨立和發(fā)展起來的。早期烹飲茶葉的器具，和日常餐具是通用不分的。后來，經(jīng)濟條件較好的一些人家，為了適應經(jīng)常飲茶的需要，在待客和經(jīng)常喝茶的地方，專門固定陳設一套，這才形成正式的茶具。
唐人飲茶，和六朝時期相仿，一般都用茶碗，如唐人詩句所吟：“或吟詩一章，或飲茶一碗”，“蒙茗玉花盡，越碗荷葉空”。最初吃茶用的碗，也就是平常裝飯盛湯用的碗，后來有些人家把幾只碗固定和其他茶具放在一起，這時的茶碗雖然形制和質(zhì)地與其他碗沒有區(qū)別，但用途開始分開來了。之后，一些陶家進一步設計產(chǎn)生出了各種各樣不同形制的茶碗或茶甌來。
這一點，已為我國考古發(fā)現(xiàn)所證實。據(jù)報道，在湖南發(fā)掘出土的數(shù)以百計一模一樣的唐朝茶碗中，有一件在碗內(nèi)底部，竟特別燒制有“茶碗”兩字。很明顯，這只碗，就是專門用來作茶碗的，從其時茶還書作“茶”來看，這只碗，又無疑是唐代前期的產(chǎn)品。這說明唐代前期，長沙一帶雖然飲茶的歷史已很久遠，但茶碗在發(fā)展上還處于只是和普通飯碗分用。而沒有在形制上有別于其他用碗的這樣一種階段。
茶具和茶葉的制作、飲用一樣，在陸羽之前很不講究，是經(jīng)過陸羽在《茶經(jīng)》中點染以后，才普遍重視和講究起來的。對于茶具的講究，如杜育《賦》所描述：“水則方之注，據(jù)彼清流，器擇陶簡，出自東隅（一作甌）；酌之以匏，取式公劉”，在晉代就有些重視。但是，匯集和比較各地茶具的優(yōu)劣，設計一套實用完備的茶器，還是始自陸羽。
陸羽在《茶經(jīng)》中，共列了28種烹飲茶葉的器具和設備，除對每種器物分別述說它們的功能和作用外，還對制作的具體用材、尺寸和工藝作了詳細的說明。陸羽提出的這套茶具，考慮非常周全。如其存放這套茶具的設施，就根據(jù)不同場合，設計了具列和都籃二件。所謂“具列”，也就是竹木制作的用于室內(nèi)陳列茶具的茶床或茶架；都籃，則是用竹蔑編制的存放這套茶具用的籃子。
自此以后，如封演在《封氏聞見記》中所說：“楚人陸鴻漸為茶論，說茶之功效并煎茶、炙茶之法，造茶具二十四事，以都統(tǒng)籠貯之，遠近傾慕，好事者家藏一副。這就是說，陸羽精心設計整理的這套茶具，不僅奠定了我國古代茶具的基礎，而且也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茶具生產(chǎn)的發(fā)展。唐時有些重要茶具，還出現(xiàn)了一定的專業(yè)生產(chǎn)，并形成了各自的著名產(chǎn)地。
如皮日休《茶鼎》詩有待：“龍舒有良匠，鑄此佳樣成”；《茶甌》詩：“邢客與越人，皆能造茲器，圓似月魂墮，輕如云魄起�！饼埵妫唇癜不盏氖娉�，邢客與越人，是指邢窯和越窯。對于這一點，《唐國史補》中也說：“鞏縣陶者，多為瓷偶人，號陸鴻漸，買數(shù)十茶器，得一鴻漸。”說明當時陶瓷茶具的生產(chǎn)，不僅如邢、越一類名窯相互斗奇比異，連鞏縣一類的普通窯主，也想出了搭送陸羽陶像等方法，來參加茶具生產(chǎn)交易的角逐。
唐代茶葉文化的發(fā)展，還突出反映在赴會上享用茶葉的人越來越多，也越來越會享用，概括地說，就是茶葉的價值觀，得到了空前的提高。這里不妨搞引唐人的一些詩句，來略作說明。
唐著名詩人元稹，曾寫有一首一至七字《茶》詩，其云：“茶，香葉、嫩芽；慕詩客，愛僧家；碾雕白玉，羅織紅紗；銚煎黃蕊色，婉轉(zhuǎn)麴塵花；夜后邀陪明月，晨前命對朝霞；洗盡古今人不倦，將知醉后豈堪夸。”這首茶詩的內(nèi)容中，除對茶的特點、加工、烹煮、飲用、功效作了全面概括以外，還特別提到愛慕茶葉的“詩客”和“僧家”。應該指出：唐代上至帝王將相，下至鄉(xiāng)間庶民，茶葉之所以成為“比屋之飲”，的確與其時社會上的達官名士、高僧仙道在詩文中的贊頌、倡導是分不開的。
在唐以前，茶的詩文很少，唐代特別是中唐以后，茶待和提到茶的詩句，急劇地增加了起來。如唐時著名詩人李白、劉禹錫、白居易、孟浩然等等，無不嗜茶，也無不遺有眾多吟哦茶葉的詩句。這些詩文，如呂巖詩句所形容，“通道復通告，名留四海傳”，一方面把茶葉宣傳成了無人不知、無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；另一方面，也極大地開拓和提高了茶葉文化的精神意義。
如在禮儀方面，通過鮑君徽的《東亭茶宴》、王昌齡的《洛陽尉劉宴與府縣諸公茶集天宮寺岸道上人房》以及錢起的《過長孫宅與郎上人茶會》等待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唐時在客坐敬茶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創(chuàng)造興起了以茶為集，以茶作宴和以茶設會的集體活動形式。這種形式，如詩僧皎然《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湯衡海上人飲茶賦》所吟：“晦夜不生月，琴軒猶為開；墻東隱者在，淇上逸僧來；若愛傳花飲，詩著卷素裁；風流高此會，晚景屢裴回�！边@實際上是我國或世界茶道的濫觴或雛型。
茶宴、茶集和茶會，已從一般的待客禮儀，演化為以茶會集同人朋友、迎來送往、商討議事等等有目的、有主題的處事聯(lián)誼活動。如李嘉桔《秋晚招隱寺東峰茶宴送內(nèi)弟間仙均歸江州》所說，其茶復就是為歡送閻伯均而設的。在這些茶宴或茶的集會上，與會者一方面“茗愛傳花飲”，欣賞茶的色香味形，一方面“詩看卷素裁”，相互賦詩言志，作畫抒情，從飲茶的單純物質(zhì)享受，進一步擴展到茶會的精神享受。
日本茶道的要義，是所謂“和、清、敬、寂”四字。其實，在唐人的詩文中，很多也是推崇、追求這樣幾點。如白居易作詩吟：“況茲孟夏月，清和好時節(jié)。微風吹夾衣，不寒復不熱。移榻樹明下，竟日何所謂�；蝻嬕幻�茶，或吟兩句詩。內(nèi)無憂患迫，外無職役羈。此日不自適，何時是適時？！”
孟浩然的《清明即事》詩句：“帝里重清明，人心自愁思�！仗米螒�，酌茗聊代醉�！眲⒌萌实摹洞榷魉滤卤苁睢吩姡骸肮潘闪杈匏�，修竹映空廊。竟日聞虛籟，深山只此涼。增真生我敬，水淡發(fā)茶香。坐欠東樓望，鐘聲振夕陽�！卑焉鲜鰲l的有關詩情畫意提煉出來，所重復和追求的，也就是“和清敬寂”這樣一類意念。這一點，唐人斐漢《茶述》中概括得尤為簡要，其稱：茶葉“其性精清，其味浩浩，其用滌煩，其功致和，參百品而不混，越眾飲而獨高”，這表明其對茶葉特性或茶道的認識，已達到了一個頗為精深的程度。
總上所說，我國由六朝或唐朝前期江南人“吃茗粥”或“瀹蔬而啜”，到斐汶所說的“越眾飲而獨高”，不能不說是我國茶葉文化的一大飛躍。
（朱自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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